“我的戏没有远离社会，恰恰反映了时代精神”
1982年，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的《绝对信号》开启了一个属于“探索、实验、先锋”的新戏剧时代。导演林兆华认为，真正先锋的小剧场话剧永远是个牺牲品，它虽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却是新戏剧诞生的萌芽。这其实概括了实验剧场一直以来冰火两重天的尴尬状况：欣赏接受者有之，批评排斥者有之。实验剧场在进行个性化探索时，往往面对两难的境地：或在屈指可数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或在争取票房的无奈中失去“贞操”。
2011年11月底，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的《没什么》在虹桥当代艺术剧场上演，这部戏集合了老中青三代：由王景国的源代演艺出品；娄际成和俞洛生两位享誉中国话剧舞台的实力型表演艺术家担纲主演；80后导演任明炀执导。首演那天，正好是任明炀的29岁农历生日。 因为自己作品固有的实验性，任明炀对观众褒贬参半的演后反馈习以为常，但《没什么》却鲜见负面评价，这倒令他有点意外。“肯定有观众不喜欢这个戏，太淡了，都是对话，也不一定能坐得下来。我发现有观众在座位上睡着了。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大概无法品出秋刀鱼的滋味。”任明炀说，“但他们不好意思承认。”
任明炀作品的实验性从2005年执导的第一部剧场作品《地下室的男人，绿裙子走了》既已成形，这一年，他与蔡艺芸共同创立上海聆舞剧团。2007年，任明炀第一部自编自导的作品《昨夜的双拥路》公演，奠定了他日后不断加以发展、完善的实验性的剧场风格。《昨夜的双拥路》以关注当代都市人的内心世界为焦点，探问当下资本与消费社会对人的本真存在的消解、以及编导者对这一社会议题的深切反思，曾获邀参加2009年北京青年戏剧节和第三届山东国际小剧场戏剧节，《新剧本》副主编林巍然观后评论：“这个戏继承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进行了精彩的‘荒诞叙述’，在此次北京青年戏剧节的众多参演作品中，是比较出挑的一个戏，让观众获得了一种新颖的审美感受。”
对都市人身份的迷失及对此引发的“寻找”，对都市现代生活的反省和探究始终贯穿在任明炀作品中。其后的《乐游原》、《明年的这个时候》、《好好好》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思考，侧重对都市现代人当下生活、精神状态的刻画，非逻辑的叙事方式、不连贯的情节、被肢解的故事，屡屡引发观众与主创之间激烈争议。
12月初，《没什么》演出结束后，任明炀携《明年的这个时候》赴北京蓬蒿剧场公演，这部由他编导的作品创作于2009年，于当年11月首演于下河迷仓首届“秋收季节”。任明炀以“声音探索”为切入点，在戏中进行一系列大胆实验。“寻找”作为剧中核心主题，四个角色在舞台上穿插出现，以碎片化的独白倾诉痛苦、期盼和绝望，各自在独白中寻找一个不在场的人物“阿文”。阿文究竟是谁，他的身世如何，这些都不重要，而舞台上喃喃独语的四人，正是都市现代人的真实写照：在迷乱的生活中丧失生活意义和人的存在感，在某种意义上，“阿文”充当着未来与归宿的隐喻，在四人乱絮吟咏中超越现在与过去，昭示着一条回返家园的路。舞台布景、音乐、灯光设计、音响设计不乏创意，但转场之间的噪音设置令场内不少观众难以忍受，中途退场者不乏其人。和任明炀其他剧场作品类似，《明年的这个时候》引起观众两边倒的反馈，欣赏与批评兼而有之。令他不解的是，2011年12月在北京蓬蒿剧场的演出与3个月前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出相比，两地观众反响对比鲜明：北京观众评价看不懂，上海观众却截然相反，观演效果出奇地好。
“观众习惯影视和网络语言，剧场语言他们不熟悉，很多观众是近期话剧火起来之后第一次走进剧场，如果第一次看的是我这类非常规、非写实的戏，肯定接受不了。舞台上很多符号需要观众去理解和阐释，对于一个习惯故事性的剧场叙述、接受被动单向传播的观众，你让他去阐释，等于把一首艾略特的诗扔给他，完全接受不了。”任明炀说。
就创作态度、艺术抱负及具体的舞台技巧来说，任明炀作品皆可算作是制作认真细腻、实验品格鲜明、具有一定思想性和审美追求的实验剧场作品，而且每部作品都引发观众极大讨论与争议。尽管被打上鲜明的“实验”烙印，但在他看来，“用实验戏剧的方式探讨的不是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我的戏没有远离社会，恰恰反映时代精神。对那些白领戏剧所表达的时代精神，我持怀疑态度。”尽管任明炀坚持对作品以艺术品位为导向定位，不迎合观众，但在商业演出体系之内，这势必给他带来商业收益上的阻碍。
